推進鐵礦石和碳排放權期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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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監管層面的推動和支持，研究鐵礦石、碳排放權等戰略性品種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復雜問題將會得到妥善解決，但這些品種的上市基礎卻不盡相同。”在業界人士看來，我國鐵礦石現貨市場發展已經比較成熟，推出鐵礦石類期貨可能會相對早一些。而碳排放權期貨因國內碳現貨市場剛剛起步，基礎較薄弱，推出可能要相對靠后一些。
鐵礦石期貨應以價格指數為標的，采用現金交割方式
我國是全世界鐵礦石最大的買家，但在國際鐵礦石定價方面幾乎沒有發言權，只能被動應對鐵礦石價格的劇烈波動。近些年來，鐵礦石價格的瘋漲讓國內鋼鐵企業吃盡了苦頭。鐵礦石期貨的推出不僅有助于我國在國際市場爭奪鐵礦石定價權，而且可以幫助國內鐵礦石生產、貿易和消費企業規避價格波動風險。
“從我國鐵礦石現貨交易市場的情況看，國內已具備了開展鐵礦石期貨交易的條件。”一位國內鋼鐵企業人士對期貨日報記者說，我國鐵礦石港口現貨貿易市場容量很大，天津港(6.32，-0.06，-0.94%)、青島港和曹妃甸港等已成為國內鐵礦石貿易的重要集散地，貿易商非常多。另外，國內鐵礦石現貨價格市場化程度較高，與反映實際需求的鋼材價格相關性也比較高。此外，鐵礦石是一個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大宗商品，潛在投資者不僅包括礦山、鋼廠和貿易商，還有國際投行等專業機構投資者。
不過，由于鐵礦石具有分類復雜、品位較多的特點，其期貨合約標的物和交割細則的確定存在一定難度，如果處理不好，很有可能會影響未來市場的活躍度和影響力。“鐵礦石期貨合約標的著實不好選，僅62%品位級別的就有62.5%、62.75%等，63%品位級別的就更多了。”上述鋼鐵行業人士表示，由于各種品位鐵礦石的進口量不斷變動，選擇進口量較大的某一品位鐵礦石作為合約標的并不可取，而且還有可能面臨市場被操控的風險。與其他商品不同，鐵礦石供應市場長期受制于國際三大礦山，各種品位鐵礦石的生產和供應量決定權在他們手中，其供應量的增減必然會左右市場價格。若選擇某一品位的鐵礦石作為期貨合約標的，那就避免不了未來市場被操控的可能，這不僅會加劇鐵礦石期貨價格的波動，還不利于價格發現，使期貨價格嚴重失真。
“合約標的選擇并非無解，我們可以選用鐵礦石價格指數作為標的物。”一位非常熟悉鐵礦石貿易的行業人士表示，當前最為關鍵的就是要開發一個能夠真實反映國內鐵礦石現貨市場情況、被市場廣泛認可的鐵礦石價格指數，而且這個指數一定要公正、公開、透明，要具有防操控性。
CIOPI由國產鐵礦石價格指數和進口鐵礦石價格指數兩個分項指數組成，其中進口鐵礦石價格指數以進口量最大的粉礦為基礎并折算為含鐵品位62.0%的干基粉礦價格來計算，樣本采集則以中鋼協會員企業和中國五礦化工進出口商會會員企業報送的進口鐵礦石數量和到岸價格為依據，并參考8個國內港口進口鐵礦石市場成交價格作為基本數據，樣本采集覆蓋范圍可達進口量的95%以上。
除了合約標的外，鐵礦石期貨的交割也是一大難題。鐵礦石的品位稍有不同，價格就不一樣，同一品位鐵礦石在各個港口的價格也不相同，就連在同一港口品位相同而出自不同礦山的鐵礦石價格報價也不相同。“且不說國內的運輸和倉儲條件是否具備，僅是通過升貼水設置來解決交割的標準化問題就很費事。”前述行業人士表示，國內鐵礦石現貨市場各個品種、各個港口以及三大礦山之間的價格升貼水也是隨著市場供應和需求量的變化而變化的，“較為可行的方法，就是借鑒新加坡商品交易所鐵礦石期貨交易的現金交割方式”。
對于采用現金交割會否使鐵礦石期現貨市場脫節，由此使期貨市場淪落為投機市場的疑問，這位人士坦言：“國內股指期貨也是采用現金交割，其價格發現和套期保值功能不是也發揮得很好嘛!只要鐵礦石期貨合約標的指數設計得好，難以被市場操控，能夠真實反映現貨市場的情況，就無須擔心。”
“當然，還是有令人擔憂之處的，那就是鐵礦石期貨上市初期市場的參與度。”在他看來，貿易商、投機資金和一些機構投資者可能會成為市場主要的交易主體，國內鋼廠因資金問題參與量會比較有限，而國際礦山參與的可能則更小。為此，他還建議，鐵礦石期貨合約大小可考慮設為每手20噸，“按照1.6噸礦石生產1噸鋼材計算，螺紋期貨一手10噸對應鐵礦石期貨一手20噸，這樣比較合理，也更有助于國內鋼鐵企業進入市場套保和套利”。
建設碳排放權期貨市場，碳強制減排制度要先行
碳交易，對于國內很多機構和個人來說，是一個陌生事物，它源于《京都議定書》，是為促進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減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場機制。在全球碳交易市場，基于強制減排的配額交易占主導地位，其中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ETS)的進展最為突出;美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的清潔發展市場(CDM，即發達國家通過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資金、技術等，從后者獲得“經證實的減排指標”來抵扣本國承諾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占有較大比重。目前，不僅歐美等國擁有多家碳期貨交易所，就連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也有碳期貨交易市場。相比這些國家，我國碳期貨交易市場研究和發展還很滯后。
“由于我國不在《京都議定書》規定的強制減排國家之列，沒有強制減排的義務，所以我國碳交易市場還是一個自愿減排的市場，發展相對比較滯后，碳交易更多是依托CDM項目的交易活動，國內企業在碳排放權交易方面處于絕對劣勢地位。”中國礦業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系副主任王鋒表示，《京都議定書》中只是說發展中國家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擔減排義務，不排除2013年之后部分發展中國家要承擔起強制減排義務。“因此，我們要提前從政策和制度上做準備，盡快建立一個統一標準、規范運作的碳交易市場，為未來碳排放權期貨市場打好堅實的現貨基礎”。
在推動碳期貨市場建設方面，國際市場有期貨市場先于現貨市場的例子，即在芝加哥氣候期貨交易所CCFE平臺上推出的RGGI期貨，以及“碳排放權金融工具-美國期貨(CFI-US)”。對此，王鋒表示：“我國碳交易市場剛剛起步，采取現貨先于期貨是比較適宜的選擇。等現貨市場有了較大發展后，再建立以期貨市場為主，以與CDM項目合作的場外市場為輔的開放性的碳交易市場。”
同濟大學上海期貨研究院院長助理劉春彥也認為，當前推出碳排放權期貨的市場條件還不具備。“因為碳排放權交易的對象(排放權)必須是稀缺的，而國內現在是自愿減排模式。只有國際社會強制中國必須承擔一定的減排義務或者中國自己通過法律法規自愿承擔強制減排義務，碳排放權才有稀缺性，才會有很多企業和機構參與到市場中來，否則就可能沒有交易。”劉春彥說，這也是國家發改委指定國內七省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面臨的問題。他建議，我國應先加快建立碳強制減排制度，而碳排放權期貨應在現貨市場交易和參與者數量達到一定規模的條件下再推出。
對于劉春彥的觀點，一位接近證監會碳排放權期貨研究小組的行業人士給予認同并補充說：“除了要加快建立碳強制減排制度外，未來的碳排放權期貨市場還要積極引入境外的企業和投資者，構建一個國際性的參與者群體，以提升我國在國際碳市場的影響力。”該信息來源：海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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